国小说家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中写道：“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睿智的年月，那是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
在我看来这段话十分适于用来概括当今这时代的美学现状。这是美学最好的时代，当美学走出封闭的艺术馆，高深的象牙塔，离开特权阶层，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互联网、电视、各式各样的街头广告都以美的姿态出现，它们以美为媒介，处处诱惑着人们的身心。无论是在现实或虚拟的世界里，人们都生活在一个被美所包围的世界中。广告封面、电影或电视剧上清新或艳丽的面孔，巴洛克、洛可可、哥特式、希腊风，各种各样的美学风格与范式，一齐盛开于时代的花园之中，令人眼花缭乱而又目不暇接。这也是美学最坏的时代，当美学失去了严肃的思考、批判的精神，竭力取消了自己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就不可避免的沦为了消费的产品、感官的附庸，成了人们欲望的宣泄、堕落的证明。随处可见的色情网站，广告牌上性感香艳的模特，都会将人们带入肉体的刺激、感官的享乐。然而，官能的过度刺激，给人带来的往往不是真正的满足，而是无尽的空虚。在当代艺术哲学的主题中，随处可见的是瓦解崇高、嘲弄真情的论调，它们要将享乐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但可叹的是，这样的做法并没有使人们的灵魂得以真正的救赎，反而使人们陷入更深的精神危机之中。就像一万部艳情小说的完整，也无法弥补一本《红楼梦》的缺憾，没有了灵魂的真正在场，再漂亮的营造也只是枉然。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可是，当一切都成为人们消遣的谈资、恶搞的对象、娱乐的材料时，人们并没有真正的摆脱痛苦、得到幸福。反而陷入了更大的空虚与绝望之中。就像解构主义在解构了一切以后也消解了自身一样，娱乐在把一切都消遣以后也就无可避免地消遣了自己。无论是解构还是娱乐，都没有使沦丧的人心得以重获新生，它们只是让现代人的痛苦焦虑得到暂时的缓解。但不会真正的给人以救赎。玩世不恭的背后依然深藏着巨大的痛苦，故作无所谓的表情之后其实是深深的在乎。“上帝死了”以后，人们并没有找到新思想的支柱，反而变得比先前更加绝望无助。所以现代哲学的花园中，时时绽放着绝望颓废的悲观主义的花朵，它们周围氤氲着令人堕落的香味，腐蚀着一个个痛苦不安的灵魂。而现实却永远不会因为躲避而消失，该来的还是要来。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书中借托马斯的性爱之旅告诉人们，生活中的沉重无法躲避，我们在生活中因其轻快而选取、而珍重的一切，于须臾之间都要显示出沉重的本来面目。生活原本就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这大概也是那些严肃的文艺哲学作品之所以被一代代的读者反复诵读的原因，因此，在这个解构崇高的时代重提哲学的崇高，在这个不再严肃的时代重现哲学的严肃，或许更会有崭新的意义与价值。
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他《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中说道，我们的一生如小舟潜水，奋力前行、不断向上，却又注定不断地被浪潮推回往昔。我认为这句话可以给当代美学研究一个重要的启示。无论是现在刚兴起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还是曾经红极一时的生命美学、实践美学，都是时代风尚下各种意识形态的证明。而这些理论的源头，一直就存在于那些昔日读起来艰深晦涩的哲学书籍中。了解了过去人们才能明白现在、预见未来。正如北大教授徐葆耕所说的那样，一种伟大的思想决不是各种时代思潮的代言人，而是能够进行深入思考，在看似风云多变的时代思潮下，挖掘出变幻背后的深层基石。要做到这一点，研究者们不仅仅要密切地关注时代的风云变幻，更需要不断地回到过去，在先哲们的智慧中汲取思想的精华。
人与生俱来的不完美，使人在意识到自身局限性的基础上不断寻求完美；这种寻求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生命之光，在人类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迸发出耀眼的火光，人正是在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超越中一步步走向永恒的。相对于动物而言，人没有特定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生命功能的缺乏和生命需要的矛盾使人类产生了一种超越生命功能的需要，这种需要使得人类必须要借助于超乎生命的方式才能生存。
与现实活动相比，审美活动常常显得十分软弱；因为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它无法直接地作用于社会现实，无法直接地改变人的生存境遇。但这不能说明审美之于人生就是一种多余的存在。恰恰相反，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帝王将相、新旧王朝，都被时间之流渐渐的淹没了。仅仅只留下了几页史书、几个故事留给今天的人们来回味；而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们创造的艺术品，无论是诗词歌赋还是书法、绘画和建筑等却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无论当时的秦始皇是多么的英勇善战，都不及兵马俑里众将士的气势恢宏。无论拿破仑当时是如何的横扫整个世界，都没有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令人震撼。时间让历代帝王们和他们的王朝都变成了漫天飞扬的尘土，却让伟大的艺术在千百年的流传之后依然熠熠生辉。可见，那些伟大的艺术品连同它们所携带的独一无二的美丽，才是历代人们共同需要的精神食粮。因此，美，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归宿和家园。当人们在美的世界里流连徜徉时，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身心的愉悦，还看见了超越了现实的丑陋、刻板和处处受限的理想生活。美的哲学就是以这样一种超越的方式，在理想中召唤着人们去追寻新的生命价值。
庄子和叔本华是两位对人生持有悲观态度的哲学家，尽管他们生活的时代不相同，但他们的思想却有很多相同之处。这种相同主要体现于两点。首先：庄子和叔本华都认为人生而痛苦、生而不幸。其次，他们都认为唯有通过审美才能使人从痛苦不幸的生命悲剧中得以解脱。
庄子认为人的悲剧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的机心使人远离了人的本真；另一方面，外物人的本体的损伤和戕害让人无法回归初心。在《齐物论》中，庄子对人的机心做了极为详尽的描述，他说这种机心让人“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人们一旦有了机心后就会“与接为构，日以心斗。”有了机心后，人就会“其发若机括，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人的精力就在这样的争斗中日益消损、衰败如秋天的草木。人总是沉溺于所处的各种事情，使得人心再也不能回复的原来的样子。人的机心还使人“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终身役役而不见成功，尔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最后使得人的一生都是在“不亦悲乎！可不哀耶！”的情态之中。相对于机心对生命的直接损害，外物对人的戕害是间接的，人往往身在其中而不知。这种伤害庄子看得很清楚。在《骈拇》篇中，庄子写道“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在人们一般的价值观里会通常认为，为了个人财力而放弃了自身的人十分可鄙，那些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人则是值得钦佩的；但在庄子看来，二者同样可悲，因为他们都在“伤性以身为殉。”无论是人的机心还是人的物欲，在庄子看来，都使人们远离了作为人的最初的、自然的状态。这种远离往往是造成人的生命悲剧的根源。
叔本华则认为人的悲剧来自于人的“盲目生活意志的无限欲求”，以及被展现意志和欲求同自然矛盾的冲突和其自身的分裂。他把生命悲剧的本质指向了永远不可能遏制的盲目冲动。他说：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实如钟摆，在痛苦与倦怠之间徘徊。他认为人总是生活在对欲望的盲目追逐中，“一面有一个欲望得到满足，另一面至少就有十个得不到满足。”“在欲求已经获得的对象中，没有一个能够提供持久的、不再衰退的满足，而这种获得的对象永远只是像丢给乞丐的施舍一样，今天维系了乞丐的生命以便在明天又延长他的痛苦”。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叔本华把意志分为了三个等级，与此对应了三种不同程度的痛苦，第一等级是性的冲动，其本质是宣告个人的死去和种族的延续。生死爱欲中的纠缠不休，是人的痛苦的来源之一；第二等级是人的利己心理，人本能地把自己看成是宇宙的中心，并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毁灭一切，在自我与他人的利益间苦苦挣扎，是人摆脱不了的痛苦；第三等级的痛苦则是生命意志自身的肯定给人带来的痛苦，对于处于这种状态之中的人而言，损人不再是利己的手段，它本身就是人存在的目的。在叔本华看来，残忍恶毒在某种意义上更能体现人的意志，并认为对生命、生存的意志肯定得越强烈，人所遭受的痛苦也就越大。
对于无法逃避的悲剧人生，叔本华认为唯有通过审美才能使人超越现实世界的有限性，给人以彻底的救赎。他在《意志及其表象世界》的第二版中说“不只是哲学，还有美术，它努力到底就是去解决存在的问题；因为在整个精神中，一旦用心去真正沉思纯粹世界的客体，会被启发一个倾向，某些隐藏的及非意识的都能出现，以致于领会事物真正的本质，生活及其存在。”在叔本华看来，艺术美能够使人洞悉生命真谛的智慧之光，自然美能够平息人的忧伤痛苦；他说“一个为情欲或是贫困和忧虑所折磨的人，只要放怀一览大自然，也会这样突然地重新获得力量，又鼓舞起来而挺直了脊梁；这时情欲的狂澜、愿望和恐惧的迫促，由于欲求而产生的一切痛苦都立即在一种奇妙的方式之下平息下去了。原来我们在那一瞬间已摆脱了欲求而委心于纯粹的无意识的认识，我们就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那儿，日常推动我们的意志因强烈地震撼我们的东西都不存在了。认识就这样获得了自由，正如睡眠和梦一样。”无论是艺术美还是自然美都能给人带来审美的快感，而正是这种审美的快感使人能够“摆脱一切痛苦”，能使人在“摆脱了一切作孽的自我之后，作为认识的纯粹主体而和那些对象完全合一。”到了最后，就会“剩下来的就仅仅只是作为表象的世界了，作为意志的世界已消失无遗了。”这样，人就能摆脱与生俱来的意志冲动之苦，从而获得人生的幸福与安宁。
同叔本华一样，庄子也认为审美能够使人摆脱纠缠于尘世中的种种烦恼。庄子的“道”是人应该超越一切具体和有限后所体验到的作为无限绝对的抽象。他认为人的精神如果已经进入“得道”的状态，就不会再专注于任何对象，也不再受任何外在的拘束，从而进入“至美至乐”的世界中；所以庄子在《田子方》中借老子对孔子的回答“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来表达他的道是人的精神极度自由的境地，也是至美的所在；因此，道在庄子看来，是自由的象征，也是至美的所在。在书中，庄子常常结合着技艺、技巧来说道，在《养生主》中，庄子借庖丁解牛的故事告诉人们，道虽然由技艺而来，但只有超越了技艺，才是真正的“得道”；与叔本华所说的“认识的纯粹主体而和那些对象完全合一”一样，“得道”的庖丁最终消解了手与心的距离，对象与主体之间的对立，最后达到了“以神遇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的自由审美境界；这就是人们在审美活动中所进入的，如同叔本华所说的那样，“认识就这样获得了自由。”
庄子与叔本华在追问生命活动如何可能的时候，都看到了人类生命活动中自我超越问题的重要性；不约而同地，他们都选择了以审美作为超越生命的最高方式。相对于其他的超越方式，审美超越是对生命活动的最高超越，它意味着“人不再以现实的生命存在方式置身生命世界，也不再以现实生命的眼光来看待生命世界。而是以最高的生命存在方式和最高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诗与思的对话》）（发布于《永昌文艺》）
主要参考文献：
【1】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M].上海三联书店.1997.
【2】庄子著，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M].中华书局.2011.
【3】叔本华著，石冲白译.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商务印书馆.2013
【4】莫诒谋著.《哲人之美论叔本华》[M].上海三联书店.2011
【5】王焱著.《得道的幸福庄子审美体验研究》[M].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内容来源于联合早报中文网网友投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