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楼从来是奢侈场，入门一杯“花茶”就抵穷家一两天口粮，中档一夜顶工匠一年，赎身动辄百万元级
门一推开，檀香扑面，堂倌一只手稳稳托着茶壶，另一只手不紧不慢地把算盘拨了两下
你以为消费从酒菜开始，其实已经在流钱了
真正吓人的不是后面的项目，而是刚迈进门槛那一口茶
宋人的规矩叫“点花茶”，不少账簿里写得干脆：新客先交七文，只为一杯迎客茶
在不少坊间账簿里，宋代这杯“花茶”常见7文，也有门第更高的要到一贯
有研究者按米价折算，一贯的购买力大概是今天的几百到一千多元不等，地区和年份不同，浮动很大，但量级摆在那儿
你还没坐热凳子，钱就跟热气一起飘了
说白了，入门就是第一道筛子
想坐好点的位置？
那是另一张价目表
唐人讲究排场，越靠近正中越显眼，雅座像舞台的边，转身就是主事的人
唐代好的雅座一开口就是八到十两银子，你连姑娘影子都没看见，银子先没影了
折到今天的感受就是，不点菜不叫酒，只定了个靠窗包厢，账单已经让人吞口水
更扎心的是，这还只是风景费，真正的消费才刚刚开始
到了明代，游戏难度直接上了一个台阶
普通姑娘陪酒，起步就是几两银子，往上按段位跳价，名气越大越吓人
明代中档一回合要十几两，名妓再往上就是另一张价目表
史料里常能看到“高门名伎”“城中魁首”这些字眼，后面跟的是让人眼晕的价码
有记载说名伎赎身动辄数千两，折过来的量级就是今天的百万元级
比如秦淮名伎的身价，常被拿来当谈资，董小宛三千两的说法流传很广，真假细节众说不一，但“贵得离谱”这点没多少争议
常见做法是用粮价把古钱折到今天，米价低时银子就显得更贵，米价高时则略缓一些
这种估算只能给个量级概念，不是精确换算器
可哪怕只看量级，青楼也不是“想来就来”的地方
价格贵不贵，得放进当时的收入里看
宋代的底层手艺人，生活不差，官营作坊的工匠日入两百多文的例子不少，修河道、筑城墙这些活也有一百七十文的工钱，平均拉下来，一天一百六十多文差不多
宋代工匠日入一百六十多文，五口之家日常要一百文，想喝那一杯茶，也得攒上几个月
我总爱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冬天的晚饭桌上，孩子把最后一口粥刮得干干净净，父亲摸摸腰间的钱袋，七文在手里沉甸甸的，最后还是把它放回柜子里
不是不心动，是知道该把钱花在哪儿
明代就更紧了
到了明代，多数手艺人一天二十来文，家里基本盘子二十八文，干一天不够吃一天
这是很多地方的常态，城里穷人冬天没件像样衣服的记载并不少见
于是你能理解那句硬邦邦的话：一个中档局的十几两，等于一个工匠不吃不喝干上两年
有位在县衙里做文案的人跟我说过，他翻旧资料时总被俸禄表吓一跳，七品县令一年也就几十两
七品县令年俸几十两，去个十来次也得见底
再往下看，连最破旧的窑子进门费也要七文，这七文对日入二十一文的工匠，足够全家人饱饱地多吃一顿
算清这笔账，很多人就不再纠结“去不去”的问题了
那谁在逛？
答案其实早被写进诗词和笔记里
杜牧那句“十年一觉扬州梦”，让人记住的不是酒，是身份的轻狂
柳永几乎住在青楼里，为歌伎写词，最后也由这些姐妹们凑钱安葬
苏轼去过，其他名士也不避讳
文人去那里，不只是风流，更多是社交与资源的交换
你一杯我一杯，诗词唱和背后是师友、门生、商路，谈生意、托关系、试探人心，比上门求见自然得体
官员多打着应酬名义，大手大脚的往往是盐商、巨贾与权贵
《金瓶梅》里有一句话挺直白：送一两银子的红包，已经是“阔”
真正挥金的，要么财路粗，要么另有盘算
也有业内人士提到，文人有时靠名声“吃白食”，富商愿意埋单，场子也需要这种热闹来抬价
细想青楼的价格体系，其实像把社会分层揉进账单里
青楼更像一座围墙，用价格把人分层
第一道门槛是花茶，第二道门槛是座位，再往后是酒菜与“段位”，每一步都在问你：够不够资格
说到底，买的不只是服务，还是一个身份证明
放到今天，也不过是把“花茶”“雅座”换成“门槛费”“包厢费”“会员制”
我有次路过某城的高端会所，门童笑容完美，玻璃门后的灯光像温柔的陷阱，门口那行小字“仅限会员”，看着就像古人的“点花茶”——不是拦你，是提醒你：这不是你的世界
有研究者喜欢用米价去折算古钱，这个思路我认同，因为粮食最能反映生活成本
可就算误差再大，方向没变：那些钱，对普通人来说，已经足够把家里的灯换亮一点，把孩子的鞋换厚一点
对多数人来说，远离这种消费不是清高，是理性
我也常自问，如果回到那个年代，手里只有二三十文一天的工钱，我会怎么花？
大概还是那句话，先把锅里的粥熬稠一点，再谈风月
在消费面前，选择其实是个自我画像
你愿意为哪种感觉买单，你就会走进哪个房间
有人要的是满堂风月，有人图的是家里的一盏暖灯
青楼的“奢”与“贵”从来不是新闻，真正要紧的是，你是否知道自己在付的是什么账
说到底，灯红酒绿是别人的风景，碗里有饭、身上有衣、心里不慌，才是自己的底气
古人如此，今日也未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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