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扎心的一笔是进门费，钱在还没坐稳之前就已经出去了
宋人把迎客的第一道程序叫“点花茶”，新面孔刚跨进门，管事递茶，账上先记7文
折到今天的购买力，大约两三百块，杯子还冒着热气，钱包先瘪了
坐得靠前、看得清楚，另算
唐代的正中雅座贵得发烫，开口就是8到10两银子，今天差不多八千到一万多，连姑娘影子都没见，银子已化成风
真正的大头不在酒菜，而在层层提价的名气
到了明代，普通陪酒的姑娘起价几两银子，想见名声在外的名妓，起步就换了梯子
有人打算赎身，账单更不像给普通人看的，常被估到今天百万元级别
折算方法各家有差，粮价和工价做基准能出现几倍浮动，但不管怎么算，这道门槛摆在那里，指向的是同一件事
青楼不是用来消遣的，它更像一堵用银子垒出来的墙
有多高，得跟收入一起看才有分寸
宋代的底层工匠并非最苦的一群，官营作坊里手艺人一天能挣两百多文，修河筑城的力作也有一百七十文，平均下来差不多一百六十文
五口之家要开火，米面油盐和柴薪一天至少百文，能剩一点应急
即便这样，也要攒上好几个月，才能去坐下一壶迎客茶
到了明朝，这笔账更难做
木匠、石匠、刻工的日工钱普遍只有二十来文，而一个五口家里的基本开销要二十八文，今天说叫入不敷出、越干越欠
明代文人的记录里也不遮掩，城里穷人一天二十多文只够糊口，冷天还缺像样的衣服
把这收入往青楼的牌价上一放，中档玩一次十几两银子，等于一个匠人不吃不喝干两年
甚至七品县令，年俸几十两，去个十来次也会囊中见底
更刺眼的是，哪怕最破的场子，门口那杯迎客茶也要7文
对日入21文的工匠而言，这7文够全家加顿饱饭
选择远离，并不叫清高，叫现实
那么，谁在里面周旋？
答案从来指向另一群人
唐人杜牧在扬州混得开，留下“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风流一词就此披上了文化符号
宋代更明显，文人和青楼几乎绑在一起
柳永将大半辈子交给歌伎和曲词，仕途因此折损，去世时还是歌伎们凑钱安葬
苏轼等人也是常客，原因不复杂，那里不仅有曲和酒，还有一张活络的社交网
青楼是高端的见面场，谈事、托关系、拉官面，在那里更顺手
官员入青楼多半挂着“应酬”的名头，但他们也不敢太放开花
小说的笔法有时比账本还直
《金瓶梅》写道：官员送一两银子的红包，已算阔绰
真正不眨眼地撒钱的，是做大生意的商人和有势的权贵
有人干脆把歌伎养在家里，省得抛头露面
价格像筛子，把来的是什么人，筛得明明白白
日入二十来文的工匠，站在筛子外面，不是羞于进去，是没到这个层级
把火点上，让家里人吃饱穿暖，这个选择在古代成立，放到今天也不失分量
这些数字听起来像神话，折算的争议确实存在
不同学者取米价或工价作参照，换算到今天会有几倍差异
同样的“7文花茶”，在不同城镇和不同档次的场子里，价格也会有上下
保守一点看，是贵；
宽松一点看，还是贵
争论的焦点不在贵与不贵，而在到底贵到谁能进、谁只能听说
再把镜头拉近一点，看那些具体动作
宋代新客迈进门，一只茶盏递来，管事的脸带着客气，手却稳稳地收钱
唐代大厅里坐次分明，正中雅座空着等人，边角处热闹不喧哗，银子决定目光能到哪里
明代的名妓，牌面挂在传闻里，首席的曲一开，有人把酒抬高，又有人悄悄记账
这不是一场随便的娱乐，它像分层的舞台，入场券写着身份
再看另一端的生活
作坊里的工匠早出晚归，手上布满茧，拿到一百六十文那天，心里盘算的是米价和柴薪
城里的小户添了孩子，账本上的“油盐”一列被划得更密
冬天的风吹进巷子，衣料不够厚，火盆往中间挪
当饭桌上的锅正咕嘟，门外的霓虹就显得像别人的故事
中心的观点很清楚：青楼在唐宋明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少数人的社交场，而不是多数人的消遣地
这不是道德判断，而是价格与收入的合力
门槛高，消费重，阶层的堰坝因此稳固
有人问，若真想去，能不能省点花？
能，坐边角，少点酒，认账早
但即便如此，7文那杯茶还在，回家那顿加餐也会不见
问题不在欲望，而在算得过来算不过来
再抛一个不那么好回答的疑问：如果把今天的某些高价娱乐放到古代的尺度里，会不会也是另一堵墙？
有人认为历史只是影子，实际生活更复杂
复杂这两个字值钱，但比不上门口那杯茶的直白
从杜牧的诗，到柳永的词，再到市井账本和小说的细节，线索指向的是相同的现实
银子在那个世界里是钥匙，没钥匙的人，站在外面也就安生
把一家人照顾好，比灯红酒绿更长久
结尾只需一句话：在古今的算术里，能过稳日子的选择，常常比热闹更值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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