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北京，那时候天还要比现在蓝一些，空气里飘着改革开放初期特有的那种躁动和热情，在一场原本气氛热烈的招待酒会上，大家正推杯换盏，聊着引进外资，聊着通讯技术。
这时候，一位两鬓斑白的老者端着酒杯，笑眯眯地看着对面那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其实，令尊毛人凤，是杀害我父亲的主谋之一。
这句话一出，就像是在沸腾的油锅里泼了一瓢冷水，哪怕周围再喧闹，那位叫毛渝南的中年人，手里的酒杯也明显晃了一下，脸色瞬间就变了。
要知道，他对面站着的这位老者，叫杨拯民，而杨拯民的父亲，就是那个发动了西安事变，后来惨死在特务刀下的杨虎城将军。
这事儿，咱们得把时间轴往回拉一拉，先说说这个毛渝南。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特务头子的儿子，大概率也是个混世魔王，或者至少是个吃祖宗饭的纨绔子弟。
但毛渝南不是，这人是真厉害，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材料科学学士，冶金工程硕士，外加麻省理工的MBA，这学历，放在今天也是顶配中的顶配。
后来他还在惠普、富士康这些大厂当过高管，妥妥的商界精英。
对于父亲毛人凤，毛渝南的记忆其实很模糊，毕竟毛人凤1956年在台湾因病去世的时候，毛渝南才12岁。
在他的记忆里，父亲可能就是那个总是很忙，脸色阴沉，却对他管教严格的男人，至于父亲具体干了什么惊天的大事，家里人很少提，他后来去了美国读书，更是不愿意多去翻那笔烂账。
但是，历史这东西，不是你不翻它就不存在的，1949年，那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时光，也是最疯狂，最黑暗的时光。
当时老蒋已经准备撤退台湾，但他心里有一根刺，拔不出来难受，这根刺，就是被囚禁了12年的杨虎城。
本来李宗仁做代总统的时候，为了和谈，下令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可老蒋哪能答应，他那一辈子，最记仇。
于是，蒋介石亲自飞到重庆，把毛人凤叫来，咬牙切齿地下了令：杀掉，要秘密地杀，不能留活口。
毛人凤领了旨意，转头就安排手下的特务徐远举，周养浩去办。
9月6号那天晚上，重庆歌乐山的戴公祠，阴森得像个鬼域。
特务们骗杨虎城说，蒋委员长要见他，还要送他去台湾，被关了12年的杨虎城，或许在那一刻真的以为苦尽甘来了。
结果呢，当杨虎城带着才17岁的儿子杨拯中走进戴公祠，刚一进门，埋伏好的特务就冲上来了。
甚至都没用枪，怕动静太大。直接用的匕首，杨拯中手里还捧着母亲的骨灰盒，腰上就被捅了一刀，惨叫着倒在血泊里，杨虎城回头想救儿子，一柄尖刀就从后背扎了进去。
一代名将，就这么窝囊地死在了暗杀之下，更没人性的是，特务们连孩子都没放过。
杨虎城那个才8岁的小女儿杨拯贵，还有秘书宋绮云夫妇，以及那个我们在课本里读到过无数次的小萝卜头宋振中，全部遇害。
小萝卜头”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着那一小截铅笔。
这就是毛人凤干的事，也就是在这一夜之后，杨家和毛家，结下了哪怕过三辈子都洗不清的血海深仇。
可是谁能想到，36年后，在北京的饭桌上，这两个冤家的后代，竟然碰面了。
当时的杨拯民，已经是国家石油工业部的副部长，也是全国政协常委，他的一生，那是跟着党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
父亲遇害的时候，他正在西北战场上带兵打仗，听到消息，那是何等的钻心之痛，按说，面对杀父仇人的儿子，杨拯民就算不掀桌子，至少也得冷脸相对吧。
但杨拯民没有。，他看着那一脸震惊，甚至有些手足无措的毛渝南，淡淡地笑了笑。
那笑容里，有沧桑，有无奈，但唯独没有仇恨：那是上一辈的事情了，杨拯民举了举杯子，咱们各论各的，你是也是为了国家建设回来的，只要是为国家好，咱们就是朋友。
这一杯酒，杨拯民喝得干脆，毛渝南愣在那儿，半天没回过神来，他后来回忆说，那一刻，他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大家风范，什么叫渡尽劫波兄弟在。
其实，这不仅仅是杨拯民一个人的胸怀，更是那个时代大背景下的缩影，要是都揪着以前的恩怨不放，这日子还怎么过，国家还怎么向前走。
后来的毛渝南，在商界那是风生水起，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资源，为两岸的通讯事业做了不少实事，你可以说他是为了生意，但不可否认，他没有继承父亲的那些阴暗面，而是选择了一条阳光下的路。
至于杨拯民，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的石油工业，直到1998年去世，甚至在他去世前，最大的遗憾竟然是没能见张学良一面。
你看，这就是历史的荒诞与温情，当年的戴公祠里鲜血染红了地板，特务们用硝镪水毁尸，以为这样就能掩盖罪行，可几十年后在宽敞明亮的宴会厅里，仇人的后代却能碰杯泯恩仇。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杨虎城将军泉下有知，看到儿子那一杯酒举起来的时候，是会生气还是会欣慰，我想大概是欣慰吧，毕竟只有弱者才会被仇恨绑架一辈子，而强者早就学会了与历史和解，然后大步向前。
如今杨虎城将军安静地躺在西安的陵园里，每逢清明鲜花不断，而毛人凤的墓在台湾，墓碑上刻着忠勤永念，但也仅仅是个死名字了，时间啊它不仅是杀猪刀，更是最好的过滤器，它留下了真正的英雄，也洗刷了无尽的恩仇，那场1985年的饭局就像一个历史的句号，画得虽然仓促却足够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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