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文化娱乐方式与民众社会生活的丰富
原载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近代湖湘文化转型中的民俗文化》
2017年岳麓书社出版
郑大华主编 陈先枢著
近代新文化娱乐方式与民众社会生活的丰富
民国时期新生活运动并非一味限制民众的物质生活，而是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传统娱乐活动得到了趋利除弊的改造，而新文化娱乐方式不断产生，民众社会生活日益丰富。
一、传统娱乐活动的发展演变
湖南地区的娱乐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娱乐形式渐趋多种多样，具有休闲性、大众性、社会性、欣赏性、参与性等多种显著的特征，已成为民众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社会精神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清末民初是湖南娱乐活动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尤其在省城长沙，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扩大和繁荣，市民阶层和士绅阶层的成长和壮大，人口流动的频繁，各种政治的、行业的、宗教的节庆活动的确立以及各种机关、社会团体等公共单位的出现，使得长沙地区的大众娱乐活动更加活跃，娱乐方式更趋多姿多彩，特别是随着西学西俗东渐的日益深入，各种西方近代的娱乐方式和活动也传入长沙，使得长沙的娱乐活动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在前清时期，长沙地区传统的娱乐活动已是相当的发达，各种娱乐方式层出不穷，同时也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大体来讲，大致可以分为五大类：一是歌舞类，如乡间百姓在劳作之余所唱的山歌俚曲，在日常的一些婚嫁丧葬等礼俗中，也用唱歌来表达感情，民间的龙舞、狮舞、花灯等也是常见的舞蹈形式；二是游戏类，除了儿童所玩的各种游戏外，成人所玩的多是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如六博、骨牌、掷骰子、弹钱宝、叶子戏以及斗鸡、斗鹌鹑、斗蟋蟀等，都是传统游戏中最为盛行的类型；三是竞技类，常见的有摔跤、荡秋千、拔河、放风筝、赛龙舟以及蹴鞠等；四是杂艺类，包括杂技、魔术、猴戏、禽戏，以及木偶戏、皮影戏等多种形式；五是戏剧类，在清代已是各式戏班众多，观众和听众日益广泛，而且在官绅之间，为庆祝寿诞，还邀请戏班在家演出，俗称“唱堂会”。
另外，在晚清时期，湖南各地区的各色庙会和迎神赛会也是民众重要的娱乐活动，“湘俗，赛会以为娱乐，约分二种：乡村市集，则龙灯、百戏、鼓吹征铙、杂锣喧闻、椎牛聚博……，省城，则葆羽麾幢，执戈扬盾，范神抚鬼，光怪陆离”，尤其是以长沙的迎城隍赛会最为盛大，在赛会上，表演各类戏剧、歌舞、彩车、踩高跷、划彩龙船等诸多节目，“锣鼓有亭者、棚者，节以喇叭羌笛，锵锵嘹亮。繁会街衢，观听堵墙，道路壅塞，人声腾沸，捆掌踊跃，士女云来，香烟雾合，连晨接晷，若狂若呓……”俨然成为民众的集体狂欢节。
与传统节庆、民族节日有着密切关系的娱乐活动，诸如春节的舞龙、舞狮，元宵的花灯，清明的踏青郊游、放风筝，端午的赛龙舟，重九的登高望远、品菊赏花等，不仅在辛亥之后延续了下来，而且具有了更多的文化、商业色彩。另外，传统的戏剧活动，因与市民社会、士绅阶层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辛亥时期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各色剧种异彩纷呈，演出活跃。
与此同时，一部分传统的娱乐活动如清代前期极盛的各种迎神赛会，以媚神、酬神、谢神为主旨的贺神戏因具有浓重的封建迷信色彩，在辛亥之后日趋衰落并逐步被淘汰，“贺神戏一曰围鼓戏、傀儡戏、灯戏、影戏、花鼓戏之类，皆得于祠神时用之，近则长沙商埠茶园京班日新月异，湘班亦设茶园，以供社会人民之娱乐，而祠神之剧无复旧日之殷矣”。清代流行的蹴鞠，由于过于原始简朴，因上层社会习俗和喜好的转变而急剧衰退，加之近代新式学校、机关、军营现代足球运动的兴起而被淘汰。还有一些具有赌博性质而又较为费时费力费财的娱乐活动，亦因受到严令禁止和各方面舆论谴责，或赌博色彩渐趋淡化，或日趋衰落。
博彩游戏包含麻将、扑克、彩票等类型，是成人所喜爱的游戏娱乐形式，多带有严重的赌博性质。麻将为中国本土所有，由传统的叶子戏演变而来。民初之后，长沙的麻将之风盛行，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乡野百姓，无处不闻麻将声，但因其往往与赌博连在一起也造成了很严重的社会影响。扑克则是一种西洋舶来品，民初之时传入长沙，在新兴知识分子以及官绅富商之间较为流行，在民间不甚普及，远不如麻将流行。
民国麻将盛行一时
清末民初，长沙又出现了彩票这一新型娱乐方式，彩票也是一种外来物，清末已见于长沙，辛亥前后，已出现了多家专营彩票的商号，主要是经营湖北签捐彩票，销售量较大。为扩大销量，一些商号还在报纸上做广告，如天增福彩票分批所在《长沙日报》所做广告称：“本票目自分设以来，连获大彩，可见财临旺地，虽诸君之洪福，亦本行之荣幸焉，现今新章彩票已到，按月照章，格外克己，如蒙惠顾，尚祈高夺锦魁，分设长沙府正街江左书局”，彩票在长沙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也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影响，由于彩票的赌博性质，可以以小博大，不少人为了谋取巨额利益，不惜铤而走险。
民国时期，湖南在西方娱乐方式的影响下，一些传统的娱乐方式不仅传承了下来，而且在新的娱乐方式的刺激下变革创新，展现出新的特色。第一，娱乐项目更加丰富多样，群众参与规模更大；第二，传统的竞技型娱乐在现代娱乐的影响下，其组织形式，活动内容发生了新的变化；第三，传统的娱乐场所更加固定，商业化气息相对浓厚。这一时期湖南比较常见的传统娱乐活动有岁时节日娱乐、歌舞、戏曲、竞技、杂艺等，从总体上讲这些娱乐活动依然受到民众的欢迎。
如踏青在清末颇为流行，是湖南传统节日清明节前后的娱乐项目，1895年19岁的秋瑾随父秋寿南寓居长沙时就写过《踏青记事》诗四首，其一曰：“西郊也为踏青来，携手花间笑语才。昨日卿经贾傅宅，今朝浓上定王台。”到民国时期，踏青仍延续下来，但在西方娱乐方式的影响下，出现了新的内容，并有了专供市民游览的园地。如湖南《大公报》有这样一则广告：“本园可提供男女人士正当游乐，开设教育会，四季花木无美不备，照相游艺，应有尽有。食堂平台，设备清雅，酒菜茶点，精益求精。外有博物馆可供游览、图书馆可供阅读。”另外春游在活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如豫章小学校“举行春季远走旅行”，“首至广雅小学参观”，又“顺往开佛寺参观佛教贫儿院，后往湖南灰面公司，随在该厂花厅中茶点，尽兴而返”。
民国时期，戏剧依旧是湖南人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观众观戏踊跃，湘潭“阴历元旦以来，湘潭京班、本班两戏园均已逐日开锣，大约系大天官等吉利戏居多，生意亦颇发达”。岳阳“金家岭泳霓戏园前日男女合演新剧，名曰南京第一报，一时震动全城，胥以先睹为快” 湖南的戏园、戏院众多，据1991年编《湖南省志•文化志》据历史资料统计，1901—1949年全省戏院（部分）：长沙57家，湘潭11家，衡阳14家，岳阳6家，邵阳4家，益阳4家，常德16家，津市7家，汉寿6家，桃源4家，洪江4家，芷江4家，沅陵3家，辰溪2家，溆浦3家，晃县2家，浏阳3家，平江1家，湘阴2家，醴陵2家，攸县2家，株洲2家，零陵3家，祁阳3家，南岳l家，耒阳l家，郴县2家，汝城l家，宜章l家，宁远l家，蓝山l家等。
其他传统的健身、竞技、杂艺类活动仍受民众喜爱。静坐健身法风靡全省，静坐是中国古代导引术的一种，运用得当有一定的健身治病作用。在民国初年提倡国粹主义体育的风气中，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蒋维乔创立静坐法，于1914年刊行《因是子静坐法》，静坐养生术风行一时。不到4年时间，该书连续再版14次。据《体育周报》记载，到1920年，提倡静坐的湖南同善社遍布18县，甚至偏僻小县都有分社。教育界不少人积极提倡静坐，师生效法，一些学校把静坐列入课程。耒阳以教育会长为首，组织中外卫生会，吸收教育界人士研究中国人静坐养生的方法及外国人操练的方法。
城镇小学或乡村中心小学以及儿童娱乐场所，大都设置秋千架。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以来，踢毽子成为各学校的课外体育活动，民国时期，初中和小学校的女学生几乎人手一毽。放风筝历来是城乡开展的一项民间体育活动，20世纪30年代，在省公共体育场和长沙市民众教育馆的倡导下，长沙风筝放飞活跃一时。l933年4月在长沙协操坪举办了“长沙市第一届风筝比赛”，各界参赛代表及观众达5000余人。
20世纪30年代新生活运动开始后，湖南的体育活动更加丰富多彩。这一时期何键担任湖南省主席，他积极提倡武术，开办“国术训练所”，举办了两次国术省考，还组队参加第二届全国国术考试和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的国术比赛。在国术训练中还新设射箭项目，1936年2月，省会民众国术俱乐部举行长沙市第一届射箭比赛，设射准、射远两项。
1932年湖南省第二届国术考试评委,右起修剑痴、王润生、刘百川、郑佐平
1937年1月5日长沙《全民日报》载：元旦长沙市南郊13所小学1235人举行联合运动会，爬山为比赛项目之一。湖南省教育厅1940年公布的修正《中小学体育课程标准》中，号召各学校开展远足、登山、踢毽子、荡秋千、跳绳、拔河等项传统体育活动。
自1935年起，长沙开始举办全市范围的象棋比赛。当年10月28日《国民日报》报道，长沙市民众教育馆与市象棋研究会于10月27日举行首次象棋比赛，30余人参加。此后全市每年举行一次象棋赛。澧县、临澧、石门、保靖以及津市、常德等地，象棋活动亦较普及。
传统杂技在西方魔术杂技的影响下也增添新的内容，如《慈利县志》记载，魔术“祝虾亲舍，雁行序列，宾肃无哗。高台缚炬，眩人非邪，须臾浮出，大如鬼车，彭亨豕腹，外栏纸糊，是中有物，鬼曰揶揄。安在一握，而龙负图，巨响爆裂，桶底脱矣，鬼趣分明，阎罗活矣。续第二响，俘拿破仑，滑铁卢战，万马千军。第三第四，层出不竭，五花八门，观者咋舌。泰西电影，犁靬吐火，今以手工，尊独惟我”。可见湖南传统的健身、竞技、杂艺类活动在民国时期依然盛行，但都有了明显的改良和变化。
二、新兴娱乐方式的产生
文体娱乐方式的变化是近代民众精神生活演变的重要表现。随着照相机、幻灯片、放映机和各式体育器械等涌入湖南，民众的文化娱乐从形式到内容都极大地改变了旧有的休闲方式。
1．话剧和电影（详见本书第六章《近代戏曲民俗的演变和“文明戏”的传入》）
2．音乐和歌咏运动
歌剧约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长沙后，黎锦晖与黄源洛即尝试将外国歌剧与中国民族艺术相结合，创作中国风格的歌剧，取得成功。20年代末，在长沙明宪女子中学任音乐教师的黄源洛创编儿童歌剧《名利图》，由学生演出。1932年，黎锦晖之弟黎锦光率上海明月歌舞社来长沙演出，文艺界极为欣赏，争相效仿，排演歌舞。l933年，又在长沙首次演出黄源洛译作歌剧《幼儿的杀戮时代》。此后，随着歌舞团和演出的增加，歌剧与歌舞日益深人人心，逐渐成为长沙观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抗日战争初期演出的歌剧有《岳飞》《铲除汉奸》等。由于语言和欣赏心理上的差距，当时歌剧还只有少数人观看。
长沙早期的音乐会是由教会组织的，如雅礼青年会常举行音乐会“据闻该会内容，除各项中西乐及男女合唱外，并有法国名家勃威之提琴独奏，美国名家赛小姐之黑人歌独唱，及英国名家马小姐钢琴独奏，共二十余项，绝无重复。会后演放侦探名片电影五大幕，中西艺术，表演一堂”。一些音乐机构为普及音乐也举办一些培训，“本所学科为普通乐理，和声学作曲法，教授法，声乐基本练习，中文唱歌、英文歌曲、风琴基本练习、进行曲、应用歌曲”。
20世纪30年代新生活运动开展以后，音乐在湖南有了迅速发展。1936年夏，湖南文化界救国会在青年音乐家张曙的指导下，举行了国防音乐会，听众多达6000余人。1937年6月，长沙市文艺作者协进会主办了民族歌曲演奏会，由10多所中小学校学生组成的歌咏队，演唱了《卫我中华》等30余首歌曲。“七七”事变后，平、津、宁、沪等地的文化界人士纷纷汇聚长沙，积极投人抗敌宣传活动，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歌咏运动在长沙迅速兴起，仅在1937、1938年两年长沙就成立了音乐团体35个。
1938年抗日救亡运高潮时，长沙歌咏运动也达到高潮，力报记者用热情的笔墨记录了当年“双十节”一次歌咏大会：
歌咏开始了，大合唱的第一个节目是《保卫东方的玛德里》。西班牙的玛德里，用正义阻止叛军的攻击，已经有一个很长的时间了。我们的武汉，正如西班牙的玛德里，我们当用全力保护她……这一支歌，就为我们呼出这种雄壮的声音……第二个节目是《壮丁上前线》。今晚几乎每一个听众都是壮丁，看到场子里由东到西，由前至后，满满的挤着观众，这些人都有结实的身体，热烈的情绪，他们抗战的心比铁还坚，他们不仅可以筑成血肉的长城，而且能够以肉弹投向敌人的阵地，粉碎敌人的迷梦，“杀尽强盗回家乡”！壮丁，这是我们尽力的时候了。
政治部第三厅抗敌宣传第二队以《男女一齐上前线》和《保家乡》两个小调，唱得观众哈哈大笑。前者由山西小调改成，后者是贺绿汀先生的创作，这种地方性的小调，最能受到群众的欢迎……
女青年会的女同志唱女兵歌，最恰合身份。我们希望女同志应该唱的用口唱，听的用耳听，应该唱的、听的都能正式去当女兵，担负保卫国家的工作。她们的第二支歌是《人人都爱他》。有4种人使人人都在爱他：抗战的领袖、抗战的政府、抗战的军队、抗战的民众。
农教馆唱的《做棉衣》。在征募寒衣运动非常轰烈的时候，这是一个最恰当的宣传：“我们在后方，多做几件棉衣衫。”住在后方的妇女同胞，你要是在这样的时候，还不能尽自己的力量，替国家做点事，请你摸一摸自己的身上，看冷了没有？
1938年音乐指挥家刘良模在长沙指挥救亡歌咏活动
抗战胜利后，湖南乐坛大有起色。1946年4月6日，省会音乐界人士举行音乐晚会，庆祝音乐节，到场音乐界人士及听众达千余人。1947年的报刊记载了当年长沙乐坛活跃的盛况：
管夫人的独唱会，好像春风一样吹醒了湖南乐坛。劫后长沙满目疮痍，而月来四处传说的消息，报纸报道的新闻，只是一片窒息，令人气懑，令人抑郁欲死，独有长沙乐坛，却正像春花的怒放，活跃，滋长。而时时刻刻，传出阵阵轻松情调，渲染这破毁的古城，成千成万的小学生，成十成百的青年爱好音乐者，都在一起跳荡，沉醉在伟大的艺术怀抱中。音乐节以前，我只知道有湖南广播电台复员开幕纪念的一次音乐特别节目，那回还只有久持长沙音乐牛耳的福湘女校出席了一些节目，林雨禽，王孟起，李尤恭先生担任了几首唱歌。音乐节那天，纪念会由教育厅主办，青年会小礼堂，各学校机关代表挤得满满的，他们不是专来参加仪式或听讲演，而是那天报纸上发现了一个注目演奏的节目单。团体方面，有湖大、民宪、周南、长师、明德的合唱，个人方面，有魏开泰先生的提琴，熊克炎先生的钢琴，冯瑰琦和李馥先生的独唱。
这一年，音协选举黄源洛先生任理事长，黄先生为湖南音乐运动开荒辟芜，创办了音乐节纪念特刊和音协成立特刊。长沙合唱团每周星期六都练习。国师院的合唱团，热心地远自衡山趁春假赶到长沙开了两晚的演奏会。青年会在王孟起先生努力下，歌咏班第二期毕业举行了一次纪念黄自逝世九周年音乐会，追忆这位中国乐坛导师黄自先生，并发行了一个简谱的《黄自遗作集》，对湖南普及音乐的贡献不小。市府举办的小学唱歌比赛会，由音协负责全部技术工作，比赛歌曲，高年组选定3首世界名歌，中年组3首全是黄源洛的童歌。黄氏的童歌当时盛行湖南。5月17日的小学音乐会，一部分节目是自由报名参加，一部分节目是比赛优胜前五名表演，还有音协的特约节目，省府礼堂（中山纪念堂）人山人海，千余小学生，百多个单位，从傍晚一直唱到11点钟。他们在队伍返校时，沿途还一路高唱低哦。
1947年王东原主政湖南，在长沙水陆洲创办了省立音乐专科学校，专业设有声乐、钢琴、管弦乐、理论作曲和国乐五组。“悠悠的湘水环绕着静静的沙洲，在这两面临水的圣地，音专同学生活在充满了春天气氛的环境中。当星星们正将沉落的时候，晓钟惊破了每个孩子的美梦，于是钢琴室里清脆的琴声与草坪里宏亮的歌声打成一片，朝霞也渐渐在这和谐的交响乐中幻变，整日的生活节目都沉浸在音乐气息里。”
3．新式体育活动
清末民初，来长沙定居或经商的外国人日益增多，这些人同时也将各自国家的休闲娱乐活动和方式带到了长沙，尤其是西方近代体育中的球类项目，诸如足球、棒球、乒乓球、篮球、排球和垒球等，在辛亥前后逐渐在长沙出现，并日益得以普及，促进了长沙近代体育的发展。1903年，棒球开始传入长沙，当时称之为“野球”，黄兴在明德中学任教期间，曾组织建立了长沙最早的棒球队——扬子江野球队。1904年，长沙开埠之后，足球运动也开始在长沙兴起。1912年，乒乓球经基督教传教士引入长沙，迅速在各级学校中得到推广。1914年，篮球也传入长沙，开始被称为“筐球”，之后，由长沙向全省其他地区扩展。1915年，排球被引入长沙，当时被称为“对球”，实行16人赛制，后逐渐改为12人赛制和9人赛制。1913年之后，游泳、跳水等水上运动，通过长沙基督教青年会也逐渐传入长沙，这些近代化新式体育娱乐项目，在辛亥前后主要是在长沙的城市范围内流行，尤其是在各类学校、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军队较为流行。
清末长沙女子篮球运动
当时西方的体育活动在一般市民中尚无太大影响，近代体育运动的开展主要还是在学校。清末新政时期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级学堂都必须开设体育课，但教学内容也仅仅是兵式操。不过学校体育的开展也对社会体育产生了影响。1905年，湖南文武学堂在长沙小吴门外的校场坪举行了第一次运动会，设置有体操、田径、武术等多个竞赛项目，这不仅是体育盛会，同时也是一场大众性的娱乐活动，时人评价为“诚湘中空前绝后之盛举”。
从1905年至1916年，长沙曾先后举办了四届学界联合运动会，参加者都是省城长沙的各级学校，其项目除表演由日本传入的步兵操外，仅设几项竞争性的游戏和徒手操。1908年，长沙周南女子学堂举行了学校运动会，这是湖南省女子学堂的第一次运动会。1910年，长沙县学堂举行联合运动会，后来这届运动会被追认为湖南省第二届运动会。这届运动会在长沙的协操坪举行，驻长的英、美领事官员应邀观摩了比赛。这届运动会也仅设兵操、国术（武术）和竞争游戏等几个项目。运动会结束时，英、美领事馆的官员邀集部分学校的体育教员进行绕场一周的赛跑表演，在终点竖一小旗，夺旗者为胜。这是长沙有田径赛的开始。这些运动会的举行尽管参加者主要是新式学堂的师生，但对新式体育运动在社会上的开展和普及起到了促进作用。
1915年教育会坪附设公众体育场
五四运动后，兵操受到抨击和反对，长沙雅礼学校率先于l919年废止兵操，代之以田径、球类和游戏。体育开始受到教育界的重视，一般学校开始在体育正课(兵操)之外开展各类体育活动。教育部又定每年春秋两季，应开学校运动会，各省城应设公共运动场，以发展体育，这样，公立学校的体育由单纯兵操逐渐发展为“双轨制”。l922年，湖南正式确立了田径、球类在体育活动中的地位。湖南的新式体育娱乐活动开始由学校走向社会，成为社会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运动项目、参与人数等各方面都有发展，学校组训田径、游泳、球类等项目的校代表队，利用课余时间系统地进行专项训练，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以参加校际比赛和上级运动会。
这时的运动会与民国初期相比已经具有现代运动项目的特点，比赛项目增多，与现代运动会项目相差无几，如1925年举办的第八届全省运动会设田径项目l00米、200米、400米、800米、l500米、5000米、l0000米、l00米高栏、200米低栏、跳远、三级跳远、撑竿跳高、标枪、铁饼、铅球、800米接力、l600米接力、五项运动、十项全能；游泳项目50米自由泳、100米自由泳、400米自由泳； 球术比赛“报名者十八校，共五十三队，有篮球、队球、足球、网球、棒球等”。l926年5月，全省第九届运动会在常德举行，比赛项目有国术、田径、男女篮排球、男女游泳、足球、棒球和网球等。l932年湖南省第十二届运动会在长沙举行，参加者有童子军、军训学生及运动员共9000余人。
自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新生活运动时期，湖南共举办了第四至第十四届全省运动会，组队参加了第一至第六届华中运动会及第三至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学校“选手运动”兴起的同时，社会上的企事业单位，如长沙、衡阳等城市的银行、邮电、新闻等部门，开始组训本系统、本部门的篮球、排球等项目的代表队，经常参加各式比赛。
到抗日战争时期，民众体育活动也未曾停止。1943年秋天，湖南省政府迁往耒阳，那时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亲自在耒阳主持全省运动会开幕式，并且坐在主席台上观看球赛。其时，益阳县县长王秉丞自列为益阳篮球队员，带领谭得雄、邓秩明等益阳队球员参加比赛，打得勇敢顽强。比赛中突然下大雨，王秉丞等仍坚持冒雨赛球。薛岳是个军人，很欣赏这种拼搏精神，当他看见王秉丞全身透湿，还精神十足，当即在主席台上用喇叭高喊：“益阳王县长加油！”王也更加奋力拼搏，获得胜利。王秉丞在薛岳心中留下极佳印象，这年年底，王秉丞调升长沙市市长。
总之，从清末至民国新生活运动时期，长沙地区的社会娱乐生活已经有了很大进步，随着西学西俗的日渐深入，各种近代化的新式娱乐活动和体育活动在湖南陆续出现，而传统的娱乐活动也逐渐融入了西式娱乐模式，发生了部分程度的革新，从而使得民众的娱乐活动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社会娱乐生活更趋丰富多彩，一些新颖、健康、充满乐趣的西式娱乐方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无疑也是湖南民众社会生活文明、进步的表现。但是一些具有赌博性质的娱乐活动，在社会上依然盛行，这类非正当的娱乐形式往往使人沉湎其中、玩物丧志、害人害己、伤财败俗，成为社会上的一大公害。（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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