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父之仇”四个字，搁谁身上都得炸，可1985年北京饭店那间包厢里，杨拯民端着茅台，一句“你爸杀了我爸”愣是说得像在聊天气。 对面坐的是毛人凤长子毛渝南，刚给北京弄来程控交换机，人人喊他“毛总”。 一句话把包间温度打到零下，杨拯民没拍桌子，毛渝南没摔杯子，俩六十岁老头就这么对视，空气里全是四十年前的血腥味。
1949年重庆戴公祠，毛人凤亲手圈定“灭门”名单：杨虎城、杨拯中、宋绮云、小萝卜头……八口人命，匕首、手枪、消音版汤姆逊轮流上，杀完还泼硝镪水。 那晚的雨声和惨叫，毛渝南在台北阳明山官邸里听过传闻——老父亲半夜胃痛，抱着肚子缩成虾米，嘴里念叨“报应”。 1956年毛人凤胃癌死，棺材上盖国民党旗，可医生私下说：胃里除了肿瘤，还有一块碎弹片，是西安事变时杨虎城部队留下的，疼了一辈子，也算还债。
毛渝南20岁离家，拿美国奖学金，刻意不碰政治，连名字都改成“William”，想甩掉“特务之子”标签。 1983年他带贝尔实验室团队进上海，夜里一个人跑外滩，对着黑漆漆的黄浦江喊英文“I’m not my father”，喊完回酒店继续写可行性报告。 杨拯民在延安窑洞长大，入党的介绍人就是父亲老战友，建国后当石油部副部长，玉门油田第一口井开钻，他拿父亲留下的怀表计时，零点和出油同时到，当场跪地大哭。 改革开放后，中央让他做对台工作，他第一句话：“让我见毛家的人。”
那晚酒局其实是“鸿门宴”，杨麟提前把两家人座位排好，毛渝南右手边就是杨拯民，想躲都没处躲。 菜还没上，杨拯民先敬酒：“令尊过世早，省得法院审，咱们替他喝了这杯。” 毛渝南手抖，酒洒一半，回敬：“家父欠的，我认，但设备我照样卖，价格再降5%。” 旁边作陪的邮电部领导吓得筷子掉地，结果俩老头越喝越清醒，当场签成6000万美元合同，中国通信网从此起步。
散席时毛渝南问：“下次还能喝吗？” 杨拯民甩句：“下次我带弟弟照片来，你得看。” 三年后上海贝尔投产剪彩，两人并肩站，外媒标题：Telecom Opens, Blood Feud Closes。 毛渝南晚年把母亲遗像摆办公室，对面墙上挂杨虎城手书“抗日救国”拓片，有人问他别扭不，他说：“每天抬头，提醒我别当第二个毛人凤。”
网友热评： “杀父之仇都能坐下谈，我跟我室友为个外卖差评冷战三天，脸真疼。” “历史书一页翻过去，是几代人的命，也是咱们今天的4G信号，服。” “别神化，俩老头心里肯定还有刺，只是学会把刺当筷子，继续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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