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底，南京博物院发生了一些事情，《亚洲周刊》登出一张民国老别墅的照片，下面只写“剧终”两个字，很多人看到后立刻想到原院长徐湖平被查的消息，虽然没人明说，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种做法很巧妙，不提人名也不写调查或落马，只用照片和词语带出意思，这种报道方式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
有三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还在做媒体工作，邱先生是《亚洲周刊》总编辑，七十五岁天天在办公室改稿子，办公地点就在《明报》那栋旧楼里一直没搬，2022年我在香港见到他，他送我一本自己写的书，杨锦麟七十二岁，过去在凤凰卫视主持节目，现在忙着上课、剪辑视频、发布内容从不间断，他走路比年轻人还快，有一次讲课费银行要查很久，他就把钱退回去图个清静，陈韬文是前中大新闻学院院长，七十多岁还回学校帮忙，背着二十斤相机爬山全程自己拿，早上常去钱穆图书馆看书，有空请我吃饭聊几句鼓励的话。
在内地，大多数媒体工作者到了六十岁左右就退休了，基本不再参与一线工作，但香港的情况不同，像这三位媒体人，没有固定工资、没有编制身份，纯粹是因为自己愿意做、想要做，他们不是依靠单位供养，而是靠着多年养成的习惯和对专业的敬重坚持下来，你可以说他们固执，也可以说他们傻，但他们确实一直没有停下。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刷短视频，AI也能写稿子剪视频，效率确实很高，但这几位偏偏不用这些办法，《亚洲周刊》用“剧终”两个字来传递消息，杨锦麟自己动手剪辑视频，陈韬文扛着相机到处跑拍摄风景，他们不相信远程协作，也不认为机器能代替现场感受，这种慢慢来的做法在今天看来有点笨，却正好保留了最原始的媒体味道——人在现场亲眼看见亲耳听到。
这些事情都是我在2022年10月到11月驻港期间亲眼看到的，那时候邱先生72岁，杨锦麟也是72岁，陈韬文也七十多岁了，这篇文章是2025年12月底写的，正好南京博物院那件事又被提起来，我没有编造任何政策或规定，所有内容都来自实际接触和公开资料，他们做的事没有人强迫，也没有奖励，就是自己觉得应该做下去，就继续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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